Tuesday, November 26, 2013

“美国文学鼻祖”世界最昂贵印刷物(图)

《海湾圣诗》获世界最昂贵印刷物桂冠

《海湾圣诗》英译本的历史比美国还要悠久。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164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海湾圣诗》(Bay Psalm Book)周二(11月26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1420万美元,成为世界最昂贵印刷物。


《海湾圣诗》是在后来被称为美国的土地上出版的首部印刷物,有“美国文学鼻祖”之称。


《海湾圣诗》是当时住在马萨诸塞的一群清教徒编译出版给自己看的,而英国的清教徒是最早抵达美国的欧洲定居者之一。


这本圣诗集是原希伯来文诗篇的忠实英文翻译版。清教徒相信,若阅读的译文不忠实原文,他们将无法得到救赎。


但严格说,《海湾圣诗》只是世界最昂贵印刷物,而非最昂贵图书。最昂贵图书的称号归于达芬奇的一本手写记事本,该书1994年拍出了3080万美元。


据苏富比拍卖行介绍,买下《海湾圣诗》的是美国金融家兼慈善家戴维·鲁本斯坦,他计划把此书借给美国各地的图书馆轮流展览。


《海湾圣诗》最初印刷了1700本,但已知的现存数量仅有11本。


一本《海湾圣诗》曾在1947年拍出了15.1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拍卖纪录。


原标题:《海湾圣诗》获世界最昂贵印刷物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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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调控会越来越严厉(图)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三中全会公报里的一句让市场作主使得大家觉得房地产行政调控出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中介们也借此忽悠那些接最后一棒的傻瓜们,说什么市场做主,调控政策都要取消了,房价会暴涨,即便取消所有的行政调控让市场作主,房价也见顶了,只会下跌,无法上涨,这就好比6124点的时候,黑嘴们忽悠散户最少涨到2万点,结果散户跌到1664点无奈割肉。


三中全会后,各地纷纷出台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这与今年年中不提房地产调控,甚至有些地方放开二套房限制形成鲜明对比,地产商利益集团们,不要抱着老皇历过日子,这一届政府不仅不会跟你们穿一条裤子,还会拿你们祭改革大旗,不要为央视突然调转枪口对准地产利益集团而惊讶,后续的一系列整治行动会更加严厉,告央视?在这个国家,告央视就是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这不是以卵击石,这是拿鸡蛋跟喜马拉雅山碰。


三中全会前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线城市都出台了调控新政,二线城市也紧跟中央大旗,南京、长沙、郑州、厦门、沈阳、南昌、武汉也出台了调控新政。不得不承认,新政在抑制房价方面,收效甚微,但是新政肯定增加了买房者的成本,这是地产利益集团不愿看到的。最重要这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只要房价继续涨,我们就会出台越来越多的调控政策。如果到2014年,房价还是虚涨,有价无市,政府会出台更加严厉的调控措施,包括全国推广房产税、二套房全款购房。政府的终极武器是直接限制房地产贷款规模,像日本刺破房地产泡沫那样,以行政命令压缩商业银行对个人房贷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规模,单独提高房贷利率,本来商业银行对房贷都缺乏兴趣,也会非常支持这项措施。届时,估计至少有一半的一手房拿不到贷款。此举可以轻松降低房价。


市场化的压低房价的措施是利率市场化,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这个进程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央行行长周小川26日在第三届中法金融论坛上表示,改革内容就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近期在利率方面中国正在加强制度建设,正酝酿更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要建立一些机制,包括定价、报价机制,以便在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此外,在市场上形成市场定价的基础利率。我们已经有国债收益率曲线,但是还是需要进一步建设并完善,以便市场参与者参考。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大幅度提高银行成本,等于变相加息10-20次,存款利率从1年期3%最少也要到5%。


此举势必推高贷款利率,而实体经济、国债等融资机构是丝毫不在意贷款利率的,很简单,中国企业大多是借新还旧,不借新资金链就断了,那怕年息100%的高利贷,融资机构也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地借入,不借高利贷是立刻死亡,借高利贷还能多活几天,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个人房贷,你是没法玩借新还旧的。也有人说,利率市场化初期,因为竞争,贷款利率会下调,这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其他国家是这样,但中国绝对不会,能拿到银行贷款的要么是国企、大企业和政府机构要么是跟行长关系好,完全的非市场化行为,银行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以降低贷款利率来客户的可能,哪些在国外喝墨水太多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银行只会提高弱势群体的贷款利率,中小企业和个人房贷是最好的欺负对象。


总有人以为,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政府对房地产投鼠忌器,不敢下狠手。但是房地产已经发展到威胁国家统治根基的地步,政府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房地产不仅让中国经济严重失衡,最恶劣的影响还是人心。房地产让大批不劳而获的人暴富,这一来彻底摧毁了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劳动,勤劳成为被讥讽被嘲笑的对象,炒作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癫狂的主流,各个领域都是炒作,没人愿意做实事。房地产泡沫瓦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勤勉敬业不复存在,人人期待一夜暴富。各种无耻无知无聊无趣无理无良的选秀节目充斥荧屏,“钱就是一切,生活变得毫无情趣和内涵,重视亲情友情、勤劳和社会责任这些道德层面的规范荡然无存”,中国人人情淡漠,人人变得势力冷漠暴戾.企业也一样,如果土地和金融收益都大于主业的话,谁还有心思去搞研发呢?


最可怕的是房地产造成的贫富悬殊和高房价让年轻人对生活绝望,失去信心,他们仇富(查查那些富人财富的最终来源,肯定搜刮而来,所谓上流社会实际都是和羊脂球一样下流),对社会不满,极端地崇拜毛时代的平均主义,极容易受人怂恿或利用。一个国家的统治根基是民心,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军队警察都是年轻人为主,人心思变,尤其是年轻人,如此纵容一小撮地产利益集团下去,国家长城尽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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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大牌制片公开承认是以色列间谍(图)

好莱坞大牌制片公开承认是以色列间谍

好莱坞著名制片人阿诺恩•米尔坎在电视节目中承认自己是以色列间谍。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一名制作过120多部电影的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公开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是以色列间谍,为了以色列的核项目,在美国搜集核情报。


出生在以色列的阿诺恩·米尔坎今年68岁,他不仅是许许多多热门电影的制片人,还是成功的电影制片厂主席。


他制作的热门电影中包括《漂亮女人》(也译《风月俏佳人》)、《拳击俱乐部》和《史密斯夫妇》等。


米尔坎在以色列播出的调查纪实片《事实》中说,在被西蒙·佩雷斯招募为间谍后,他为以色列完成了几十次秘密任务,佩雷斯现在是以色列总统。


感到骄傲


米尔坎在昨天(25日)播出的这部纪实片中还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


米尔坎说,他在1960年代被佩雷斯招募为以色列情报机关科学联系局工作,这个机构是为执行以色列核计划建立的。


那时的米尔坎是一个成功的化肥公司老板,他资助科学技术情报机关科学联系局的工作,他还一度代表以色列在17个国家经营30个公司。


在成为好莱坞著名电影制片人、甚至在当上新丽境电影公司的主席之后,米尔坎仍然继续为以色列做核间谍工作。


他制作的电影中有许多都非常成功,比如《史密斯夫妇》和《洛城机密》等,与他合作的世界级著名导演中包括马丁·斯科塞斯、罗曼·波兰斯基和奥利弗·斯通。


冒生命危险


米尔坎在周一的《事实》节目中透露,2008年去世的奥斯卡获奖导演西德尼·波拉克曾帮助他秘密收购敏感的军事器材。


米尔坎还说,关于他帮助以色列买军火的流言多年前就在好莱坞流传,其实他当时就很想站出来说清楚,但事实上他只能继续隐藏这一秘密。


他说:“在好莱坞,人们不喜欢和军火商一起工作,因为从理论上说,军火商是以贩卖机关枪杀人为生的,但是我必须解释,我不是军火商。”


米尔坎在《事实》节目中郑重声明,他不贩卖枪支火箭,他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在工作。他说:“人们不知道,我为此曾经冒过多少次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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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被什么控制?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50年前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流体力学出身的新西兰经济学家Phillip发明了那架模拟宏观经济流量平衡的机器,一直摆放在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研究中心。


在1997年伦敦经济学院100周年庆典之际,这架机器捐赠给了伦敦的科技博物馆。用水来模拟宏观经济形势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在宏观上,经济形势是通过流量(flow)反映出来的。凯恩斯70年前终于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就像是流动的水,流量和流速的大小怎么样,从哪流来向哪流去,这些是政府要关心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流”当然是巨大的投资流量:中国是一个投资最容易过快或偏快增长的经济体。投资需求膨胀在短期常常是主要的问题。因此,遇到投资流量过大时,控制信贷(投资项目)和基础货币供应政策始终是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


在总量层面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8年~2002年的通货紧缩之后,从2003年开始看起来进入了不同的阶段。最显著的征兆是,过剩的产能基本消除,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需求的约束再度被打开,流量剧增。之后,投资活跃,成为流量最大的变化。以钢铁、汽车、机械、建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部门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投资超常增长。以城市建设、住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更新等成为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主角。经济学家大都看见了经济趋热的苗头。


需求的驱动使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与赢利能力增长加快。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国家储蓄(national savings)。由于消费支出增长稳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国内储蓄增加过快。而经济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动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因为流量必须平衡,顺差加速不是汇率的问题,是国内储蓄增加的结果。因此,2005年~2007年年初调整外部失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政策上以控制和调整贸易顺差过大为向导。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


2007年年初的通胀迹象并不明显,因此政府并没把控制通胀作为调控重点;但是当下半年CPI上涨加快的时候,行动已显迟缓,CPI超过年初设定的3%的控制目标已成定局。这才引起了决策部门对通胀的担忧,控制通胀逐渐成为调控重点。可是货币当局总是以为通货膨胀是流动性泛滥的产物,所以为控制通胀,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频繁。2007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1次,目前已至15%,创20年来最高水平;利率提高了5次,一年期存款利率已达到3.87%;此外,央行还6次发行定向央票,紧缩力度加强。


尽管这样,2007年10月底M2同比还是增长了18.4%,比上年同期加快了1.3个百分点,超出年初16%的预定控制目标。基于2007年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中央决策部门决定2008年将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即,内部平衡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相比而言,贸易顺差的调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从“双稳健”向“一稳(财政)一紧(货币)”转变。2007年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政策目标确定:由“一防”变“两防”。会议认为,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有演变成“高增长、高通胀”的趋势,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胀的上升,则有可能危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全局。


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的起因主要还是因为成本的推动(cost push)加快了步伐。而且很显然,2008年中国的生产者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还会更快地增加,能源、资源以及原材料涨价趋势未减;新的劳动法和收入政策将快速增加劳工和福利的成本;因为物价上升,名义利率也要继续上升。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需求拉起(demand pull)的通货膨胀的影响:2003之后投资需求依然旺盛;2008年新一届各级政府到任;北京奥运;消费需求也在增长等。通货膨胀可能由两者交织推拉而蔓延。当然,还有2008年初始料未及的冰雪天灾的打击。自然灾害对生产成本和物价的影响历来不可低估。


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和通货膨胀,产出方面会保持什么样的变化呢?除了自然灾害直接减少经济产出之外,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压力显然可能是出口增长的回落。连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费尔德斯坦也说美国经济的衰退概率被认为超过了50%。中国有近1/3的东西上出口到美国的。中国2008年的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肯定在增加。而出口部门影响的直接就是经济增长和就业。


2008年,为了抑制投资流量需求的过快增长,信贷配额和货币供应的政策必然从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供应必然从严掌握。这样做也肯定放慢经济增长。2008年,工资和福利开支上涨压力的增大会让企业下调赢利预期,使企业进入一个成本调整的时期,至少在短期对产出增长和就业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综合起来估计,2008年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是在增加的,也许过了50%。


但是,2008年我们是否能控制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呢?会非常吃力。因为国际商品价格的涨势将继续;国内劳工成本推动的力量难以减弱;2008年的政府财政福利开支和赤字将开始显著增加;非贸易品的价格涨势难以扭转;消化冰雪灾害的直接影响需要时间和额外的巨大支出;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会进一步增加向中国的资本流入;资产部门的膨胀趋势还将持续,这些都将助推通货膨胀高于2007年。


如果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再加上出口会回落的话,就业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这样的话,政府就将面临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上的压力增大。财政赤字虽然这些年来没有增加,但今后的规模肯定要不断扩大,也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最重要的是,通货膨胀趋势一旦形成,经济增长回落,那么10年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优美格局和朝向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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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会出现贫富悬殊?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自古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都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财富的逐渐积累、过度集中和均贫富再分配的历史循环,推动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与朝代更迭。


当前,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高企的严峻形势,2008年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大大高于国际警戒线0.4。


也出现两种比较极端但比较常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确存在贫富差距,但贫富差距还不够大、不够危险,相比经济总量的增长而言还不是主要矛盾,仍然可以不作为地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另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必须暴力均贫富,“干掉1个富人,幸福99个穷人”是立竿见影的有效手段。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偏激的、错误的。只有搞清楚中国贫富差距的特点、危害和形成逻辑,才能对症下药,找到将贫富差距降低到合适水平的正确政策思路。


当前贫富差距新特点:呈现代际固化迹象


除了延续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之外,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二是财富的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前几年还是穷人太穷,而现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贫富差距开始呈现代际固化的迹象。


1、贫富差距高企,形势比较严峻


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国家(2005年OECD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1)。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


如果将“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那么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发布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与收入差距类似,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


2、以前主要是穷人太穷,现在则是富人太富、穷人也穷


十年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主要是穷人太穷。林毅夫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然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显然已经变为富人太富。2013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还多达750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3953人,中国富豪占比可能高达25.6%。


富豪持有了中国很大比重的财富。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他们持有的财富占当年GDP的比重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猛增至64亿,是2008年两倍还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千万分之七而已。


3、贫富差距出现阶层固化和代际固化


中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加社会流动性,从而使得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差异。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通过科举考试,还是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近十年以家庭出身为标准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大大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因此深得人心。


在教育制度不完善、社会制度不完善和遗产税制度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当前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现象。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即富人的后代更可能是富人,穷人的后代更可能是穷人。


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研究显示,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的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而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的就读于“211”院校。并且,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中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未就业的毕业生只有15%。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以2008和2009届毕业生为例,毕业半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46.2%/72.9%)。


贫富悬殊的根本成因


中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多重原因造成的,既有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与体制改革不彻底方面的原因。


1、非均衡发展战略拉大城乡与地区的收入差异


先解释一下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者在市场中所获得的要素报酬。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过慈善事业对穷人的特定财富转移,这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总的来说,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社会责任。


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三个视角足以解释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但是,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被强行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和土地获得高报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则获得低得多的报酬。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机制称为“零次分配”,以区别于收入的初次分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1989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过去,经济快速发展显然是首要问题和根本性问题。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提供优惠、鼓励措施)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财政、金融、教育、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政策)。例如,1978~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支出(1795.2元)是农村居民(85.6元)的21倍。再例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户籍制度等体制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果使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很有必要,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看到当前中国已经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GDP总量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居至当前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80年的1.9%稳步升至2011年的10.5%。2012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处在新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中国是不是还需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或者是进行一定的调整,现在是值得思考的时候了。


2、高投资发展模式导致居民在初次分配格局处于弱势地位


过去30多年,中国需要高速经济增长以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是居民消费需求无法支撑经济的高增长。即使是美国这样的高消费社会,也不过是1%~2%的增长速度,3%的GDP增速就是非常难得的高速增长了。更何况,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就是以节俭为美德、以坐吃山空为耻,重储蓄而轻消费。因此,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注定需要国家主导型的高投资发展方式,只有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等才能提高投资占GDP的比重和人均GDP的水平。


过去十年中国投资率不断攀升,已经从2000年的35.1%大幅提高到了2011年的48.5%。相比之下,全世界平均投资率仅为20%左右,即便放眼历史,各国投资率峰值也明显低于中国:OECD国家投资率最高仅为26%(1974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投资率的峰值分别为38.8%(1970年)、39.7%(1991年)和46.9%(1984年);巴西、墨西哥和印度三个新兴经济体投资率峰值则分别为26.9%(1989年)、27.4%(1981年)和38%(2007年)。中国投资率较高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然处于过度投资的状况。在投资率持续走高的同时,中国居民部门的消费率一路下滑,目前已经降至国际和历史低位。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65%降到了目前的34%,大幅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60%以上)。


在高投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是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93年的63.2%大幅下降至2007年的50.6%;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则分别从19.8%和20%提高到了24.6%和24.7%。通过国际对比能够更加明显的看出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之低。1996~2006年,绝大多数OECD国家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介于72%~80%的范围内,比中国高出20~30个百分点。


那么,国家主导型的高投资发展模式是怎样导致收入的初次分配偏向国家和企业而不是家庭部门呢?问题的核心机制在于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


第一,利率管制导致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普遍偏低,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扩大投资提供了廉价资金。中国金融体系长期由国有银行垄断,并且存款利率由于受到上限管理而被人为压低。尽管如此,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缺乏存款储蓄以外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居民在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将绝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存入银行,国有银行体系从而以低成本掌握了大量资金。发展主义政府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政治激励以及隐性担保,促使国有银行以低利率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量放贷。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当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在10%左右的时候,实际贷款利率应该在7%左右,然而政府监管之下的贷款利率只有这一水平的一半而已。


第二,户籍管制和劳动力市场工资谈判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下,广大农民工不具有城镇户籍,在就业过程中广受歧视,企业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偏低。此外,劳动力市场工资谈判机制不完善,再加上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职工不具备与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也使得企业能够支付给职工相对较低的工资。2002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的3%。


第三,政府凭借其在土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低价向企业提供大量的工业用地,极大鼓舞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土地是中国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核心资源:地方政府不仅垄断了征地权,而且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和补偿严重不足。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资源的垄断供应方,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价格和供应量来刺激本地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1999年以来,随着土地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交易价格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性上涨:工业用地价格涨幅一直显著低于总体土地交易价格和总体经济增长速度,而居住用地的价格走势正好与之相反。毫无疑问,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的价格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刺激了社会总投资的增加。


因此,从总需求视角来看,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导致了过高投资和低居民消费。而低居民消费对应着低居民收入,增长主义指导下的国家高投资发展模式是中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而其直接原因则是为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服务的要素市场价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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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p:颠覆微软的摇钱树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Quip公司CEO布雷特·泰勒(Bret Taylor)知道,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并不容易。


虽然他并不是没有经历过艰难的事——曾担任Facebook首席技术官,之前还与人共同创建了谷歌地图,但眼下的这个任务可能是最为艰难的。


三个月前,泰勒的新公司推出了与公司同名的文字处理软件,目标既简单又复杂。


首先,他希望改革文档创建方式,以迎合围绕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移动办公的新时代。其次,该公司的最终目标是Quip将提供一个办公应用套件,成为云计算时代的微软Office。


随着最新版在11月21日发布,Quip朝那个目标又迈进了一小步。但泰勒知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版本的iOS版可免费下载(Google Play商店里有安卓预览版,并且可在Mac和PC的Chrome和火狐浏览器里运行)。“这是我们第一个根据客户反馈而发布的版本。”泰勒说。Quip公司发现,虽然这款应用围绕着文档分享和协作编辑来打造,但它常常是先被组织机构里的一个用户采用。他们分享文档,导致第二个人下载Quip。不久后,所有人都在使用Quip,分享排满文档的文件夹,使之成为他们工作流程中的一部分。“新版本正视了这个事实并将其纳入考量。”他说。


为了方便用户,Quip现在允许用户从Dropbox、Evernote、Google Drive甚至著名的微软Word导入文档。Quip团队意识到,他们的产品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因此希望人们在刚开始使用这款应用时就觉得更加简便。虽然文档导入是朝那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他们还允许用户在不创建账号的情况下使用Quip。这听起来像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有很多应用在被下载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被使用过,就因为用户必须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开始使用它们。Quip正努力消除这种障碍。


“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加缓步推进。”泰勒在谈到Quip的新功能和整体愿景时说。目前,这款应用并不试图做到Word能做到的所有事情,而且将来也不打算这么干。“我们必须专注于我们擅长的事情——移动和协作。对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泰勒解释说,虽然Quip并不具备文字处理的所有功能,但它可能已经适用于50%的用例,最终该公司希望他们的应用能适合80%的用户。


虽然Quip的Excel式电子表格组件目前还停留在开发路线图上,但泰勒已经对它有了清晰的想法。“我认为人们把电子制表软件用在两个地方。一是财务模型,数据透视表(诸如此类)。”他说,“二是表格数据,或者说大家各自为单身派对支付了多少费用的记录。”Quip不可能以前者为目标。“Excel如同Photoshop或Final Cut Pro一样,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专业工具。”泰勒说。他指出,虽然这些软件被广泛使用、大为流行,但未必很多人都需要它们。


当然,在基于云的办公软件之战中,微软不会默默消失。目前,这个总部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企业巨头每年靠销售Office套件挣200多亿美元,在线版本Office 365也开局良好,占到Office销售收入的大约5%,而且这个比例正在提升。到目前为止,微软还不愿让Office登陆数以千万计的iPad和安卓平板,而是试图利用独占性来推动微软Surface平板的销售。但有迹象显示,这种情况将在明年发生改变。据说,即将离职的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已经暗示,一旦面向Windows设备的触控版研发完成,Office就将登陆那些平台。


泰勒肯定意识到了这个挑战,但他认为,正在进行的结构性转变创造了“30年来仅见的市场机遇”。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移动设备和云计算两种趋势的结合,也结合了正在职场上兴起的自带设备办公运动和雇主使用自己的应用和服务来完成实际工作的趋势。IT人士或许不喜欢人们用Gmail发送重要文档,但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Quip不仅是为这些趋势而生,还拥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的文档大小可以根据屏幕形状而进行自动调整,不必用户手动缩放。”泰勒说,“你很难让Word抛弃页面视图。但我们已经淘汰了很多这样的抽象概念。这使采用Quip变成更加重要的决定。”


那个决定的另一个部分是,眼下的微软财大气粗,谷歌的云应用则有自己搜索引擎的盈利作为资金支持,而Quip目前只是一家拥有13名员工的公司,办公室位于旧金山的田德隆区(Tenderloin)。


虽然泰勒拥有耀眼的履历,联合创始人凯文·吉布斯(Kevin Gibbs)也是如此(曾负责打造Google App Engine),但该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家初创企业。由于两人以往的成功,他们得到了标杆资本(Benchmark Capital)的1,500万美元投资。Quip的早期发展(包括付费用户)表明,他们将在以后得到更多投资,但前提是世人开始接受Quip有关后Office时代文档应该如何运转的看法。


“如果我们没有成功,那是因为未来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快速到来。”泰勒说。新版Quip值得一试。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Word的完美替代品。对其他人而言,它可能意义不大。泰勒对此并不介意。“你必须接受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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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中国掉下债务悬崖?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债务危机与过剩产能往往是经济危机的一体两面,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债务危机可能性引发各方关注,其概率几何?中国债务问题严峻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去杠杆与加杠杆之间微妙平衡如何把握?什么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可能方向?


如此情况之下,厘清政府资产负债表则至关重要,对此各方口径观点不一。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指出,考虑地方政府偿本付息资金缺口和常规基本建设和服务提供需要的融资需求,他认为应对未来几年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应该具备相应金融条件,比如2014年-2015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速需要在19%-19.5%,结构条件方面则需要较大幅度拓宽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融资规模。


中国会掉下债务悬崖吗?当下这一问题对于全球经济来说都至关重要,当然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架构及结构是何面目?中国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如何?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差异何在?债务问题或者偿债问题严峻程度究竟几何?为保障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条件?存在哪些化解存量问题的方式?未来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改革的方向何在?


为了较为精确、系统、合理地回答上述一连串“逼问”,我们开展了一项重要而意义深远、兼具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研究——编制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包括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遵从“剔除重复计算、避免疏忽遗漏”的原则开展此项工作,将理论梳理与实际样本调研研究相结合,力图做到准确而可信。


我们将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分解为中央和地方(省、市和县)两级。对于中央政府,其资产和负债主要为中央政府机构所持有和承载,所以编制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最为重要的是确定哪些部门、机构是资产(负债)的权重持有机构,并将其有机的整合。而对于地方政府,从资产看,两块较为重要的资产是土地储备和地方国有资产;从负债看,其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贷款、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向上级财政借款、通过其他渠道(影子银行,如信托等)的负债,梳理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需要将上述主要分项的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做较为精确的分析。最终,我们提供了2002-201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较为完整的资产负债表,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涵盖9项资产和5项负债;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涵盖4项资产和4项负债。基于资产负债表,前面提出的众多问题将迎刃而解。


一,中国政府究竟有多少家底?


总体上政府的家底在不断增加,但分化明显。中央政府家底稳健而快速地增厚,地方政府家底较明显地受土地价格波动和债务负担影响。在2002-2012年,中国政府的资产从12万亿增长至60万亿,年均增速17.6%;净资产从8.3万亿增长至34.5万亿,年均增速15.6%,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15.8%,M2增速为18.1%。中央政府资产扩张速度高于负债膨胀速度,其自然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家底不断增厚,2012年底,中央政府净资产规模为16.9万亿,且2006-2012年,净资产保持着年均20%的扩张速度,高出同期名义GDP增速约5个百分点。与中央政府形成鲜明差异的是,由于受土地价格波动影响,地方政府资产波动较大。2012年底,地方政府净资产规模为17.6万亿,净资产增速波动较大,2006-2012年平均增速为15.8%,较中央政府低约5个百分点。


二,中国政府究竟有多少债务?


2013年8月开始,国家审计署开始对全国五级政府债务开展审计,根据我们的资产负债对中央和省、市和县政府债务的核算,同时对乡镇一级政府债务的估算,可以得到中国五级政府债务的规模。


2012年底,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28.5万亿左右,其中,中央政府11万亿,省、市和县三级政府16.5万亿(含2万亿BT代建),乡镇政府1万亿;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4.8%,各级分别为:21.3%、31.6%和2%。2013年,预计政府债务规模32.6万亿,其中,中央政府12万亿,省、市和县三级政府19.6万亿(含3万亿BT代建),乡镇政府1万亿左右。2013年较2012年的变化情况,总规模多出4万亿,其中,中央1万亿,省市县三级政府多3万亿。


中央债务主要为国债(占比70%)和铁路债(占比25%)。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债券、其他影子银行借款(主要是信托)和BT代建分别为50%、17%和14%和15%;伴随融资平台贷款清理并收紧,贷款占比持续下降,债券、信托融资和BT代建占比上升,2010年的时候,银行贷款占比达到80%。


三、政府债务风险有多大?


政府整体负债增速高于资产增速,且二者均高于经济增速(名义GDP):2002-2012年,政府资产平均增速为17.6%,负债增速21.3%,名义GDP增速15.8%,M2增速为18.1%。这主要是:一方面,国有资本介入经营的行业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等),普遍杠杆率较高,导致债务膨胀速度较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对债务融资依赖程度较高,且建设周期较长;最后,大危机时期的危机管理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过快。


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小,主要集中在铁路总公司,但伴随铁路投融资机制改革的启动,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较为清晰,局面可控。中央政府的负债主要为国债(占比70%)和铁路总公司负债(占比25%),国债余额增速较低(6.5%-7.5%),占GDP比重也不高。对于大家关心的铁路总公司债务,2013年7月24日,国务院部署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路投融资机制改革主要包含三点:1)运营主体分类,建立公益性运输补偿制度、经营性铁路合理定价机制。公益性项目的投资要求以中央财政性资金为主,因公益性而造成的铁路运营收入损失要求政府给予补贴;2)所有权与经营权下放,主要指非国家主干线铁路(如支线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等)的所有权、经营权向社会资本放开,如对部分铁路客运、货运具有调价的权利;3)允许股权置换,通过股权置换等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路,如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在机制建立后,便是允许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这包括铁路发展基金、土地与物业综合开发模式(“以地养铁”)、项目融资(如BOT、TOT、ABS、PPP模式)等。如果上述改革措施有效落实,预计铁路总公司债务债务继续明显扩张的势头将会得到一定控制;并构建起化解铁总存量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地方债务问题方面,2002-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占政府总债务的比重从37.1%持续上升至56.5%,其中,2009年在“危机管理刺激政策”下,出现一次“跳跃”上升,从2008年的47%跳至55%,增加8个百分点,也正是这一跳,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自此成为政府债务的主导力量。负债占GDP方面, 2012年政府债务占GDP为49%,地方政府为27.7%,中央政府为21.3%;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逐步上升,中央政府相对平稳。2010年以前,地方政府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占地方债务的80%,伴随2010年监管层要求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理并收紧,贷款占比近两年下降,但是,地方政府债券(主要是城投债)占比持续上升,年均提高5个百分点;2012年,地方政府通过影子银行渠道(信托、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等)融资,相应债务占比上升3个百分点。增速上,2011、2012年,银行贷款增速从20%回落至7.5%和3.8%,债券增速分别为106.7%和54%,2012年通过影子银行形成的债务增速达到57.6%。另外,地方政府通过BT代建形成的债务在过去两年也迅速增长,2012年规模达到2万亿左右。


基于债务结构和期限的分析,地方政府在2014-2016年进入偿债的高峰期,偿债规模分别为:4.7万亿、5.86万亿和5.1万亿。另外,偿债率指标(地方政府债务偿本付息金额/当年地方政府的可用收入)显示,2014-2016年消化存量债务的压力较大:该段时间地方政府偿债率水平均越过红线,需要“举新债还旧债”,举新还旧的规模,2014年1.67万亿、2015年2.6万亿,2016年1.64万亿,2014-2016年平均约为2万亿元。上述是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各地财政状况苦乐不均、特别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的省市,存在更大的偿债压力。


四,应对短期偿债风险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条件?


考虑地方政府偿本付息资金缺口和常规基本建设和服务提供需要的融资需求,根据资金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的原理,为了应对未来几年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我们测算和研究了需要具备的一些金融条件。


总量条件方面,2014年-2015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速需要在19%-19.5%,其中M2的增速在13%-13.5%,2016年-2017年社会融资总量增速需要在14%-14.5%。


结构条件方面,需要较大幅度拓宽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融资规模,其中,地方政府债券从2013年的3500亿增加至2014年的5500亿,2015年-2017年的8000亿;城投债从2013年的1万亿左右增加至2014年1.55万亿,2015年-2016年的2万亿。保持地方政府适度的银行贷款和信托融资规模,银行贷款从2013年的1.4万亿增加至1.6万亿-1.8万亿;信托融资从2013年的1.4万亿增加至1.5万亿。继续扩大利用保险资金,规模在3000亿-4000亿。更为重要的是,做好区域间结构匹配。


五、地方政府存量风险化解方式及投融资机制改革方向何在?


地方政府遭遇的债务偿还风险源自于本轮大危机的危机管理,由于不少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决策不科学,摊子铺的过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现金流回收“量小且速度慢“,致使地方政府不但挖掘融资渠道借款以”延续建设和还债“,而新的融资渠道(如信托等)成本相对高昂,这就导致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滚雪球似的膨胀。另一方面,当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区县一级政府承担过多事权),债务偿还规模的扩大必然使得本来就“钱紧”的地方下级政府财政提襟见肘。最后,地方政府(特别区县一级)没有明晰的财务报表,财政收支、融资担保等相对不透明,且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致使形成“事后问题暴露而不能做到事前风险提示”,这同时也使得通过发债融资等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难于向下级政府拓展,地方政府坠入高成本融资加剧财政压力的恶性循环怪圈。


鉴于目前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规模相对较大,未来几年偿债压力不小。短期,更需要关注和探索存量债务风险的化解方式。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开启,地方政府势必还将在城市公共产品提供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角色定位、如何界定自己的行为边界,如何塑造合理、良性、长效的投融资机制至关重要。


基于几个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研究,我们梳理了化解存量债务风险的相关方式:对于存量贷款,三种化解方式:补足有效抵押品、整改还款期限和方式、项目出售;在严控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整顿下,需要保持一定的平台债券融资规模,适当增加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以应对“举新还旧”应急需求,发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也可适度缓解地方政府利息负担。梳理、构建地方政府新的融资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存量盘活,一是长效机制构建。


存量盘活举措:1)进一步挖掘土地储备机构融资能力,未开展融资业务的有关土地储备机构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获得融资;2)通过有效资产注入、剥离不良资产,挑选基础好的平台做实做大,健全治理架构,成为真正市场主体,通过银行、发债等多种渠道融资。


长效机制构建:1)对于具有一定盈利性、对社会资本具有吸引力的建设项目,向民资开放:引入并扩大BOT等模式;2)扩大利用“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3)租赁融资:新建项目BLT和已有资产“售后回租”;4)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地方财政财务公开制度,逐步开展下级地方政府市政债券发行试点。


六、政府部门还可以加杠杆吗?


在资产-负债不匹配扩张局面下,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也持续上升,即杠杆越拉越长。这一方面暴露了地方政府土地储备等资产存在“重复、过度“抵押的状况,另一方可能说明负债形成资产的低效,甚至有规模不小的“漏失”。数据方面,2002-2012年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率从19.5%上升至45%,提高25个百分点,其中,2007-2009年,从30%上升至44%,提高14个百分点,2010-2011年相对平稳。而2003-2012年中央政府资产负债率整体呈现下降局面,从56.2%下降至40%,下降约16个百分点。


所以,中央政府具有适度加杠杆的空间,而对于地方政府,未来3年左右,有消化存量、去杠杆压力,同时也是财税体制改革、长效投融资机制构建的紧迫期和良好窗口期。通过对既有风险化解,通过改革重塑机制,地方政府未来可以较为透明、清晰和合理地加杠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积极地担当好公共服务品提供者角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世界金融市场口口声声要警惕中国债务黑洞时,美国政府居然一度关门大吉,而且大家居然都装作没什么事情发生,真是债多人不愁啊。这就现身说法的教育了全世界——民主的真谛不仅仅是——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更在于学会妥协,或者说通过协商并最终凝聚为可行动的共识。很快中国也将面临这样的考验。笔者理解中央政府之所以严厉的审查5级政府的真实债务情况,其目的并非是想引爆泡沫,导致一次去杠杆式的硬着陆,而是为即将到来的18届3中全会出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凝聚共识,这也算某种形式的倒逼改革吧。


此外,就全球比较来看,中国的债务水平也并非特别夸张,其实二战以来的世界大型经济体就没有真正清偿过自己的债务,债务总量从来都是有增无减,人人都心知肚明地玩着这个庞氏游戏,每个民粹化的政治家和民众都是真正享受了“活在当下”,而货币当局则通过通胀消化和转嫁债务给下一代再下一代。有能力的,特别是拥有国际货币地位的则可以更加方便地把代价转移给海外债权人。


本质上说,债务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纯粹的福利债,几乎没有任何自偿性,欧美国家大部分是福利债;第二是军事债,历史上存在过,例如英法在欧洲大陆争霸时,英国的融资成本是法国的1/5,海外殖民战争也是某种形式的负债经营,这种债有没有自偿性呢?有,但前提是一定要打赢,打赢了就有割地赔款,打输了就没戏了,例如一战后的德国俄国;第三是建设性债,这是中国独家拥有的债务类型。建设性债是有自偿性,但是时间拉得特别长,可能要二十年到三十年,所以这类债务面对的更多是短期的流动性的困境。这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转换才能化解,所以我觉得未来的3-5年内的一段时间,对于中国这个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体,更加可能的情形不是简单的去杠杆,而应该是所谓的“移杠杆”——即:


1)地方移给中央,这通过部分事权和基本公共服务上收统筹,以及建立国家的债务基金和债务资产剥离机构来实现,由于通过中央政府信用取代地方政府信用,融资成本会显著下降,当然具体转移项目需要符合中央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可承载性;2)政府移给居民,居民部门目前有180万亿净资产,其中1/3以上是流动性较好的可支配金融资产,他们准备随时接受政府资产、股权和债权,当然是按照合理的价格和条件,这也是民进国退的必然实现形式。可以预见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压力,PPP即公私合营伙伴关系会大行其道,把部分建设职能和城市运营功能都可以从地方政府身上卸下来(例如政府购买),交给市场、民间机构来进行更有效率的运作,将使得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得到一个明显的加强;3)国内转给国外,这一定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即建立足够大的离岸和在岸人民币资产池来实现的。例如在上海自贸区就可以设计容量巨大的人民币债券、股票、衍生品等资产池,以容纳目前高达2万亿的海外人民币回流,而一旦回流闭环形成,则海外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将得到显著提升,预期未来的海外人民币存量也就会进一步上升到5万亿、10万亿甚至100万亿,而这就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和储备货币化,中国也就享有了铸币税、定价权和海外廉价成本资金的供应,而这正是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享受到的优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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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宏公开“可以牵手的女孩”粉丝祝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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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王力宏于昨天及今晨一连在微博发了二篇文,他在昨天的PO文里提到“长年以来我的世界只有音乐,但音乐的路是孤独的。一个人写歌,录音,不停地旅行……”可能就是这样的孤独心情,让早已届适婚年龄的他特别渴望有个家,也终于在今天大方公开与女友的合照。王力宏表示,“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可以牵手,共度未来的女孩子”。



王力宏的微博原文如下:


这几年你们在微博上最多留言是 “赶快找到你的 Forever Love”。 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可以牵手,共度未来 的女孩子。 因为她不是娱乐圈人,所以你们还不认识她,但我也不希望你们从别的管道认识。 她的名字是李靓(jing) 蕾,今年27岁,目前在哥伦比亚读研究所,王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她,希望你们也是。


王力宏言语中也流露出对于这段感情的认真,他表示:他写了很多关于“需要人陪”和“音乐吉普赛”的歌,反映他对感情和家庭生活的渴望,“我希望以后我热爱的工作和我渴望的生活能两者兼顾,两全其美。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终于愿意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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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话: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变迁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开始实施俗称为“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据估计,30多年来,大陆因此少生了2亿人,也有说法称少生了4亿人。网友称计划生育是一个种族绝灭政策,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它注定是双手血腥,满身罪恶。如今经由这些图话,可窥知计划生育标语的变迁。




独生子女父母好,延迟退休能养老




一年600元,平均每月50元,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有依靠




下岗职工欢呼吧,你们跟名人富人平等了




女孩哪儿去了?千年盛世难道养不活几千万女孩?




净身房的公公们来了,快跑!




河南某县




地球妈妈擎不起太多汉族孩子,只擎得起黑族穆族朝鲜族 ...




 赵白鸽女士说过:中国人计划生育是自愿的,自愿的,自愿的 。。。




赵白鸽女士说过:中国人计划生育是自愿的,自愿的,自愿的 。。。




赵白鸽女士说过:中国人计划生育是自愿的,自愿的,自愿的 。。。




产前B超,孩儿爹:“男的女的?” 医生:“告诉你性别是犯法的,我只能给你说这个孩子很健康,你看,这是手,这是脚,这是小JJ ...”




2005年8月30日,福建长汀,村子里的标语。记者调查发现,长汀县城关周边乡镇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也就是每家每户一定要有男婴续香火,否则, 便有被人“瞧不起”或“断了香火”的观念,于是,没男孩的家庭要么想方设法抱养一个男婴,要么男主人设法在外面找个小老婆以便继个香火。(男人出轨,计生有功。)




这劲头儿用来抓贪官多好?




我们是人啊,为何要用“生殖”二字?改用“生育”尊重下人权又如何?




一个时代的标语有一个时代的背景。




又是哄骗又是恐吓,完全是土匪政权的基本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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